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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我國種植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9%，全國糧食播種面積雖略有調減，但夏糧產量仍實現2.1%的增長，與歷史最高年持平。當前正值夏季用肥的高峰期，然而許多農資企業卻反映，今年傳統化肥市場異常艱難，各肥種的銷量都出現了一定的下滑。大家都在困惑，為啥糧食增產了，部分農產品價格也回暖了，可農資生意仍舊步履維艱？

    眾所周知，作為肥料的終端消費者，種植戶的生產與收益情況可謂農資市場的“晴雨表”。只有種植戶的收益和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資企業的日子才會越過越紅火。近日，記者深入南方部分糧食主產區調查，發現在糧食市場低迷和經營主體自發的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部分產糧大縣出現了一些影響糧食優質穩產的現象，值得農資人深思：

    1、虧損風險加大  大戶棄種增加

    以種糧大戶為代表的規模化經營，是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之一。受糧價低迷、成本高企、自然災害、市場風險等因素影響，近兩年一些糧食主產區的種糧大戶出現經營信心下挫的情況。

    湖南省桃源縣種糧大戶彭晉京去年種了1500畝水稻，今年調整到1200畝。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幾個農戶微信群里，都有棄種的大戶。“一個微信名叫‘田地主’的大戶，本來他起這個名字是很為種糧自豪的，但因為連續虧損，去年開始不種了。”

    無獨有偶，記者在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全國產糧大縣了解到，這些地方均有一些種糧大戶縮減種植面積甚至直接棄耕的現象。

    近兩年糧價低迷，多重成本擠壓，加上自然災害等經營風險，是影響種糧大戶信心的三大因素。

    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彭墩村村民陳良福說，去年他收了5.5萬公斤稻谷，其中近一半以2.76元/公斤的價格賣給了糧庫，剩下的一半想等到今年春天價格漲一點再賣。沒想到過了一個冬天，價格反而跌到了2.4元/公斤。

    以往，種糧大戶靠規模賺錢，畝均利潤在200-300元左右，近兩年糧價“天花板”下沉，成本“地板”上升，利潤空間被大大擠壓。

    陳良福等種糧大戶說，去年受糧價影響種植戶每畝減收130元左右，農資成本畝均增加約60元到80元，人工和土地流轉成本也上漲了近百元。

    市場流通不暢、優質難優價等問題，也是影響糧農生產經營信心的因素之一。

    桃源縣愛來米業負責人羅愛來說，現在糧食生產基本靠種植大戶，而種植大戶基本靠訂單生產，但當地4家最大的加工企業的訂單量加起來也只有實際產量的一半左右。“不敢簽更多訂單的原因是沒那么多資金。去年我需要1500萬元，實際上獲得的資金支持是700多萬元，剩下的缺口要么是邊銷邊付，要么就是跟關系好的大戶先欠著。所以很多外地企業在桃源搞訂單生產也搞不起來，因為大戶不放心，怕它們不給錢跑了。”

    部分受訪種糧大戶反映，由于打開市場難度大，近兩年在生產轉型中改種優質品種實際效益也不理想。南平市建陽區黃坑鎮種糧大戶雷炳華去年改種了200畝有機稻，平均畝產量下降了150公斤，價格定為20元/公斤。他有些擔憂，“如果都能賣這個價，那就能彌補產量的損失。但現在進度不是特別快，還得想辦法打開銷路，否則最后也得降價。”

    記者調研發現，在糧食市場不景氣和成本擠壓之外，來自自然災害的經營風險增多，在風險共擔機制不完善等情況下，部分種糧大戶感覺收益預期變數增多，經營信心受到影響。

    “當下市場化的農業保險，對于規模化經營者投保條件要求較高但理賠難，起不到保險作用，更像是保費的一點利息。”福建一戶水稻制種大戶表示，去年他種植的水稻受災嚴重，經過長期多方協調以后，理賠的面積也只占實際受災面積的八成左右。

    一位全國產糧大縣的農業農村局負責人表示，受風災、水災、旱災等影響，去年當地受災的糧田統計面積為100萬畝。而政府下達的相關自然災害救濟資金有限，彌補農戶損失無異于杯水車薪。“近年來極端天氣、病蟲害等帶來的自然災害呈增多趨勢，經濟損失壓力目前幾乎全部由農戶承擔，影響了種糧大戶的種植信心。”

    桃源縣農業農村局糧油站站長李虎等基層農糧部門干部表示，需要在加速國內糧食生產轉型，解決優質糧食市場流通，和建設由政府、保險機構、生產經營主體共擔的風險機制上加大力度，以穩定糧農收益預期，保護糧農種糧積極性。

    2、統計不精準  種糧顯現下降趨勢

    在采訪中記者還發現，因為統計技術等原因，個別縣區糧食實際播種面積與統計上報面積存在偏差，糧食播種面積減少的情況未能得到及時準確反映。

    在南方某省一國家級產糧大縣（區），記者蹲點調研發現，該縣不少鄉鎮存在不同程度的口糧田拋荒現象，部分農民還把口糧田改種了草坪和其他經濟類農作物。但無論是拋荒還是改種，這些田塊仍按照種植糧食上報面積。

    “農民生活很不容易，多上報一點面積，好歹能多拿一點補貼。”當地一位村干部坦言，該村不少農田拋荒棄耕，這兩年實際糧食播種面積只有5000畝左右，目前仍按6000多畝全種水稻的情況上報。

    當地一位受訪干部告訴記者，從統計上看，該縣耕地面積一直比較穩定，但如果把長期拋荒的田或已經變成魚塘、茶園、林地的田都篩除掉，可能減少15%以上。“比如，近期我們對林業局和自然資源局的統計數據進行對比，發現耕地和林地重合面積達到了6.8畝，這是因為有不少耕地上實際已經種植了竹林或樹林，林業部門就算成了林地。”

    對于出現的統計面積誤差，部分受訪農糧部門工作人員表示，目前統計糧食播種面積的辦法，還是由村一級開始，由下至上層層上報數字，上級部門再抽查核實，這一制度難以完全準確。

    “縣級農技站的工作人員有限，一年最多選擇十來個村做復查，主要復查方式也只是眼睛看、嘴巴問。如果一片80畝的田，基層說有100畝，復查人員也很難辨明。”一位基層農糧部門干部說。

    中國糧食經濟學會副會長程國強說，現在農業部門保種糧面積的主要辦法之一，某種程度還是依靠層層下派任務，實際上基層政府無法強制農民種糧，部分基層干部對于統計數字核實并不是十分嚴格。

    記者調研了解到，近年來，生產經營主體自發的種植結構調整，或因耕作條件等原因拋荒，造成部分地區糧食種植面積呈下降趨勢。相關專家表示，糧食種植情況的精準反映對制定糧食政策意義重大，對糧食播種面積的統計應該更加精準和嚴格。

    “個別地方反映出來的情況提醒我們，要用遙感、衛星等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提升統計技術水平，加強部門間數據共享，提升統計數據的準確性。”程國強說。

    3、基本農田“上山”   耕地質量難保障

    “藏糧于地”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記者調研發現，目前部分地區耕地和基本農田質量和數量保護，面臨農業經營主體自發產業轉型破壞現象增多、基本農田劃定區域不合理、耕地保護力量不足等問題，不利于保障糧食產能。

    在東南沿海某縣，記者看到不少連片農田種著綠油油的草皮。當地一位農糧部門干部表示，近年來當地有近萬畝農田由種水稻或玉米陸續改種草皮。在閩北的一個產糧大鎮，越來越多的茶樹從山上搬到耕地甚至基本農田里，上千畝稻田變成了茶園。

    部分農業經營主體將種糧改為種草皮、果樹林木，甚至直接在基本農田上開塘挖溝種荷花、搞養殖，引發基層農糧部門對于耕地質量和基本農田保護的擔憂。部分農糧部門負責人表示，以種草為例，除了直接挖損農田，化肥、農藥用量遠超一般口糧田外，收草皮時需要連同表層土一起鏟走，一年收獲4次相當于把田“扒了4遍皮”。一些種茶果苗木的田，時間長了會土壤板結，這給耕地和地力保護帶來較大隱患。

    我國《基本農田保護條例》提出，禁止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但對于“租田種草”、開挖魚塘等現象，某基層國土部門負責人無奈地表示：“與務工相比，農民種糧性價比低，越來越多的農戶選擇把田包出去。但只要按時收到租金，別人種什么、怎么使用，他們一般不會管。我們鄉鎮國土所一般就一兩個人，要管一個鄉鎮的土地，根本管不過來。”

    與此同時，基層反映，雖然國家對耕地保護要求越來越嚴，但目前耕地保護面臨破壞行為發現難、執法難等難題：

    一方面，相關法律法規細則不完善，且土地原耕作層基礎數據缺乏等，難以界定怎樣才算破壞耕作層。另一方面，縣區國土執法人員少，常常在發現問題時，實際破壞行為已實施完畢。即使發現違法行為，多數情況也只能通知限期整改，沒有強制執行權。

    在采訪中，記者還發現，現在很多糧食主產區包地種糧的大戶是外地人，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流動種糧大戶”。他們把田租過來，首先考慮的是在租期內最大限度提高產量，獲取更高收益，不會太重視土地的休養生息。同時，我國現行耕地地力保護補貼也與農民的耕種行為脫節，難以真正發揮作用。

    除了經營主體對耕地的任意使用帶來的耕地保護難題以外，近年來部分地區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劃定的基本農田或補充的耕地存在“進山上坡”現象，比如偏向劃到山區，而且海拔越劃越高，這使耕地和基本農田的質量受到影響。

    “近年來，不同部門統計的25度以上坡耕地面積的數據‘打架’，原因是基本農田劃定問題。”中部某省一位山區縣林業局干部受訪時說，他們原計劃2014年到2020年間退耕還林7.9萬畝，主要利用25度以上的坡耕地。但縣土地管理部門數據庫里顯示縣里25度以上坡耕地面積為零，導致他們連年完不成任務。但這跟當地作為山區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有些耕地坡度35度都不止。”

    記者了解到，財政部駐該省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在一份評估報告中指出，數據“打架”不排除部分主觀故意：一是一些地方為方便經濟發展征占耕地，將城郊基本農田劃為非基本農田，卻將山上的坡耕地劃為基本農田；二是將部分25度以上坡耕地作為國土整理儲備用地。

    “為保證質量，現在對基本農田的劃定比例和位置，很有必要重新調整。”福建省一位山區縣自然資源部門干部表示，作為丘陵地區，當地基本農田占耕地總面積的劃定比例甚至超過90%，不少大坡度的田也成了基本農田；此外，不少林地作為“可以恢復成耕地的土地”也被劃成基本農田。

    部分基層農糧部門負責人表示，當下處于農村產業轉型和城鎮化及鄉村基礎設施發展建設提速時期，耕地數量質量安全面臨復雜形勢，應加強對耕地數量和質量的評估和保障工作，加快高標準農田建設和中低產田的改造提升，以摸清、做實糧食安全保障的“家底”。同時，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創新監督管理方式，強化基層執法權和執法能力，加大科技手段運用，構建更加完善的耕地保護網絡。

    在種植結構調整步伐深入推進的今天，我國部分糧食主產區雖然存在上述種種問題，對于行業提出了許多新的挑戰，但農資企業應當清醒地看到，挑戰背后也孕育著機遇。作為為農服務的主力，誰能真正解決農民種糧、賣糧的痛點和難點，切實幫助種植戶豐產增收，誰就能逆流而上，率先突出重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