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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2020年12月16-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解決種子和耕地問題”以來，種業“卡脖子”，“種業翻身仗”，幾乎上了熱搜！此后又先后有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全國農業農村廳局長會議、中央1號文件、全國“兩會”、中國種子大會等，會會不離“卡脖子、翻身仗”。關于這一話題，我一直沒有發聲寫文，幾次媒體采訪也刻意回避，只想靜聽各路高見。隨著“兩會”的落幕和中國種子大會的召開，我相信這一話題的熱度也會將逐漸退去。于是，我再次靜心地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記錄在此。

    中國種業“卡脖子”究竟卡在哪里？個人短見如下：

    一是卡在理論。育種有關的理論，最重要的有進化論、經典遺傳學、分子遺傳學、生物統計學、數量遺傳學等，這些學科中，中國人的貢獻在哪里？幾乎沒有！所以，我們的理論研究還處于跟跑階段！世界最前沿的理論研究似乎也進入“瓶頸”期或者平臺期！沒有理論的重大突破，不可能有重大的技術創新！

    二是卡在技術。筆者將育種相關的技術分為三類，即創造變異、選擇變異、固定變異或穩定變異的技術。創造變異的技術有人工誘變、人工雜交基因重組、雜交種生產保持異質性、轉基因引入外源基因、基因編輯獲得新性狀等。在這些創造變異的技術領域里，我們的原始創新又在哪里？

    選擇變異的技術主要有：系譜選擇、混合選擇、分子技術選擇等，我們的貢獻在哪里？

    固定變異的技術主要有：自交、雙單倍體、小孢子培養等；穩定變異的技術就是雜交種生產，似乎僅有“兩系法”生產雜交種是中國人作出的原始創新。

    綜上所述，在育種技術層面，中國也是在“跟跑”，個別作物可算作“并跑”，能稱得上“領跑”的領域十分罕見！

    三是卡在資源。我個人理解，育種的本質就是尋找“最優的有利等位基因型集合”。有利基因存在于種質資源中，講種質資源數量，中國不少；若問已經弄清楚了含有有利基因的種質資源有多少呢？已經弄清楚了含有有利基因的種質資源且為中國獨有的又有多少呢？這個答案可能就不好看了！育種的突破，沒有重要功能基因的突破，那無疑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資源和資源研究卡了種業的脖子。

    四是卡在主體。中國育種的主體在2010年左右之前是科研院所，2010年左右之后是種業企業，然而二者之間很少有人才、資源、實驗條件的傳承或者轉移，最近還處于轉換期，老主體迅速退出了，新主體一時還成長不起來，自然育種就取得不了大成就。

    五是卡在法規。美國從1980年代起探索轉基因技術，從2010年代起開展基因編輯研究，他們為什么干這些？就是在于他們已經清楚地知曉，僅僅依賴作物現存的基因或資源，難以獲得新的有利變異，所以另辟蹊徑。我國在轉基因、基因編輯方面的政策法規至今沒有突破，眼睜睜地看著落后！除此之外，對育種知識產權保護的法規也很不完善，抑制了投資，抑制了創新，卡住了脖子。

    六是卡在市場。育種成果的顯著特點是，好品種培育難，但復制易！加上市場法治體系不完善，套包侵權現象非常普遍，原始創新者得不到回報，繼續創新投入就沒有來源，進入惡性循環。

    七是卡在觀念。在種業發展觀念上，我認為在很多層面還是有問題的，抑制了種業的發展。比如，第一，種業開放不夠，過去是限制外資控股，現在仍有幾個作物限制。這使得中國種企一直在“泳池”里游泳，在“溫室”里成長，沒有到“大風大浪”、“大風大雨”中去，培養了“安逸感”。第二，關于轉基因和基因編輯技術，舉棋不定，政策不明，研究人員無所適從，已經廢掉了一兩代科學家，怎么能有創新呢？第三，中國育種組織形式，多數是“個體戶”、“師徒店”、“兄弟幫”、“夫妻店”，資金少，人員少，新技術應用就受到限制，分子技術與大田技術難以結合，甚至出現“鴻溝”！第四，育種主體轉向企業，多數企業經營困難，育種不可能有長遠規劃，瞄準的“短平快”，走“跟隨路線”，這樣必然出不了大成果。

    綜上所述，理論、技術、資源、主體、法規、市場、觀念等等，都制約著中國種業的發展，卡住了種業的“脖子”！我們必須理清思路，冷靜思考，要靜下心來，臥薪嘗膽，穩扎穩打，聚沙成塔，積跬步以千里，而不是抓腦袋、喊口號、拍胸脯、發誓言！關于轉基因或生物技術育種，我們已有三個五年規劃的產業化目標沒有實現，這次種業又迎“卡脖子、翻身仗”之機遇，若不認真總結反思，不排除可能又會重導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