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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PNAS雜志在線發表了來自浙江大學谷保靜課題組題為“Policy distortions, farm size, and the overus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China”的研究論文。該論文發現農場規模（在中國，每個田通常約0.1公頃）與農藥使用量密切相關，據文章統計，農場規模增加1%，每公頃化肥和農藥使用量分別下降0.3%和0.5%（P＜0.001）。如果擴大農場規�，F象將使農化產品的使用量減少30%～50%，這些化學品的環境影響減少50%，同時使所有農民，包括那些遷入城市地區的農民的總收入翻一番。因此，文章認為擴大農場規模將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量，有效解決中國農業面臨的問題。

    為日益增長的全球人口提供服務是一項重大挑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全球農業生產中使用約200 Tg/y（1 Tg ＝ 1012 g）的化肥（氮，磷和鉀）和3 Tg/y農藥。這些化學物質中的很大一部分會損失到環境中，改變生態系統并損害人類健康。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用化學品消費國，農場規模僅占全球農田的9%，農用化學品使用量卻占全球化肥和農藥的30%以上。中國通常會發現低使用效率和高比例的農藥損失，從而導致經濟損失和區域與全球污染。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減少農藥過度使用造成的污染，包括取消對化肥的補貼和實施土壤測試，但效果相當有限，農業上使用的化學品持續增加。為了將農業放在更可持續的道路上，我們需要了解為什么中國農民比世界其他地區農民平均使用更多的農藥。

    該文首先分析了中國農藥使用量，通過數據分析得到中國每公頃農田的平均化學肥料（氮，磷，鉀）和農藥用量分別是其他國家/地區的2～4倍和2～7倍。除化肥使用外，糞肥和其他投入物（如大氣沉降）也是作物生產的重要營養源。以氮肥為例，我們計算了農田和氮肥利用率（NUE）的總氮輸入量（包括肥料，肥料等）和產量（作物收獲量）。與化肥過度使用相一致，中國玉米，小麥和水稻每公頃農田的總氮投入量是全球最大的，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1.8倍。盡管每公頃農用化學品用量最高，但中國的農作物產量按全球標準平均居中。因此，三大糧食作物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是最低的。

    其次文章分析了中國農場規模和農用化學品使用。文章統計了全國2萬多戶農戶進行的全國代表性調查，發現農場規模是影響中國農藥使用強度的重要因素。改變土壤質量、作物類型、地區等控制變量后，結果仍然成立。統計表明，農場規模增加1%與每公頃化肥和農藥使用量分別下降0.3%和0.5%密切相關（P＜0.001）。進一步發現農場規模與每公頃化肥用量呈負相關，但與全球數據中每公頃農作物產量無顯著相關。農場規模增加1個標準差（SD）減少了化肥使用量的102%。造成農場規模與農用化學品使用強度之間負相關的因素有兩個：（1）不同農場規模導致農業的投入組合不同；（2）當農場規模增加受到農田轉讓限制時，收入最大化的農民會發現增加農用化學品的使用比增加農田或投資機械更容易。

    第三，文章分析了農田轉讓限制政策的現狀，認為盡管過去幾十年中農業生產力和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但中國的平均農場規模變化非常緩慢，與國際格局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中國的平均農場規模從20世紀80年代到2000年有所下降，此后增長緩慢，與發達國家的趨勢大不相同。另外，由于戶口制度規范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其結果是，盡管農民工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但其中大多數還沒有完全融入城市，大部分仍然擁有農村作為保險的農地合同權利。這導致中國農田規模小和農田分散化。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耕地分散對中國農業造成的不利后果，并通過促進土地轉讓政策尋求鞏固分散的農田。

    最后展望了未來的機遇。文章分析認為播種面積小于1.1公頃的農民被迫從事農業工作，盡管他們可以通過在非農業部門工作來獲得更高的收入，但如果這些農民能夠進入非農業部門并將他們的土地出租給生產率更高的農民，這些農民的生活會更好，從而形成更大的綜合農場。在另一種情況下，我們通過將小農場的土地重新分配到大農場，使中國的平均農場規模增加到擬合線預測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現2010年平均農場規模將增加到4.1公頃，化肥和農藥使用量以及肥料損失分別下降28%，45%和50%。

    綜上所述，通過增加農場規模確實可以減少農用化學品的使用量，從而減少對健康和環境的不良影響，同時增加農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