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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家庭農場、美國小城鎮建設、美國涉農法律……一直以來，美國在農業領域都是先進代表。學界也經常以美國相關農業農村政策為參照物來分析我國的政策，提出相關建議。這樣做科學嗎？在參照的過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項？為此，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

    趙皖平認為，美國作為世界科技強國、軍事強國、經濟強國，一些國家唯美國“馬首是瞻”，國內也有部分學者將美國作為參照、學習、趕超的“當然目標”，農業領域也不例外。選擇一個優秀的目標作為追趕和學習的榜樣本身并無過錯，但在農業領域里偏離中國實際國情、以盲目趕超美國作為科學和政治目標的做法存在諸多隱患。

    趙皖平提出，中美農業有4個明顯不同。

    一是中美的歷史過往不同。美國是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新興經濟國家，中國是有5000多年歷史的農耕文明國家。這一差異決定了中美兩國間農業的社會地位不同。在美國的產業格局中，一二三產占GDP的比重分別為0.89%、19.06%、80.05%，而我國的產業結構卻是7.9%、40.5%、51.6%（2017年數據）。如果盲目“美化”，中國農業及農耕文化必然受到極大沖擊，甚至會危及到國家傳統文化的傳承。

    二是中美農業資源稟賦不同。美國的“地大人少”與中國的“地少人多”形成強烈反差。美國166.9萬平方公里耕地，3.4億人口，人均耕地0.7公頃，人均水資源占有10800立方米；而中國150.4萬平方公里耕地，13.8億人口，人均耕地0.101公頃，人均水資源大約只有2300立方米。這一巨大差距，決定了相當一部分美國模式的農業生產方式不能適應我國農業生產的實際。

    三是中美國情現狀明顯不同。美國農業對土地有私有制的規范，而我國的土地則是國家所有。美國農業人口約600萬，僅占總人口的不足2%；而中國鄉村人口5.7661億，占總人口的41.48%（2017年數據）。即便中國能發展到像美國一樣“以2%的農業人口來養活全國人民”，其余98%的城鎮人口所面臨的就業、服務、社會穩定等問題也是無力解決的。

    四是中美農業出路不同。美國在農業、農產品、加工食品領域走的是“掙錢”的路，而我國目前走的是“花錢”的路。2018財年美國農產品出口收入額在1445億美元左右，而同期我國農產品進口總額約為1371億美元。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而我國相反，是世界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

    趙皖平認為，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美國農業模式和生產方式是“最佳的”形式。美國帶領許多國家踏上“化學農業”之路，對其自身的農業長期可持續發展也帶來挑戰（涉及到耕地質量、環境、生態平衡、生產安全等方面）。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其他還有意識形態、政體、法制體系、金融補貼等方面的差異），盲目搬超美國農業模式，將會把中國引入更大的發展困境。中國的農業巨輪，不可能如美國一般可以觸礁后快速掉頭，因此不能盲從。

    為此，趙皖平提出建議：

    一是淡化城鎮化指令性指標，回歸到按人類社會發展自身規律穩步推進城鄉人口配置的道路上來。

    二是更加重視發揮農業結構調整中的“二產”作用。2018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573.8億美元，比2017年增長14.0%，說明我們是買多賣少。未來要重點以二產（特別是具有“掙外面的錢”潛力的二產）的提升來拉動一產、三產的融合。

    三是擴大和保護耕地規模，整治近年來亂建亂占耕地的情況。為了恢復耕地的“元氣”，補上過去在農業生態方面的“欠賬”，建議預留休耕的土地規模，使我國農業耕地有可持續性，建議將18億畝耕地紅線比例進一步提高。

    四是壓縮“非主流”農業規模，涉及到觀賞、綠化、小眾果蔬的種植，建議或是在適宜的非農區進行，或者是采取離田的工廠化種植；適當控制休閑農業的盲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