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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蟲抗性發展速度超過了新藥劑開發速度。害蟲抗性并不僅僅是單一的，有時候還有交互抗性，這也會影響藥效。”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高希武在上周五第二屆殺蟲劑應用與發展交流會上表示，殺蟲藥劑的發展正面臨害蟲抗藥性的嚴重挑戰。

    抗性比新藥“跑”得快

    高希武表示，農藥有效成分自上世紀60年代后，數量呈現直線上升態勢，從不足100個，增長到2010年的331個。但與此同時，害蟲抗藥性案例和抗性害蟲種數的數量亦大幅上漲，到2010年，這兩個數據從50年前的不及100個和1000個，分別暴漲為553個和7747個。

    “抗性的出現，長則5年，短則2-3年。”高希武說，在上世紀50年代，人們研發出來有機磷、氨基甲酸酯、擬除蟲菊酯，其田間產生抗性大約時間間隔為2-3年；上世紀70-90年代研發的生長調節劑、新煙堿、雙酰胺類，間隔時間稍微長些，也不過3-5年。

    在實際的農業生產中，某種農藥化合物投入使用后，一旦害蟲產生抗性，農民為了保證防治效果，必然加大使用量，隨之而來的便是導致害蟲抗性更強。如此便走進了用藥量越大、用藥次數越多，害蟲抗性越強、越難防治的惡性循環，直至最終該化合物使用無效，需要換用新的化合物進行害蟲防治。

    “藥效下降導致最低施藥劑量提高，不小心就超過了蜜蜂安全劑量，影響生態安全。增加用藥量，相對應地農藥殘留量也會增加，這對農產品安全也帶來極大挑戰。”高希武表示，換用新的化合物看起來能最快解決問題，但在實際的科研中，新藥劑的創制卻非常艱難，不但要理順防治機制，還得投入大量的費用和足夠的時間。人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也迫使新藥劑的創制更為謹慎。

    藥效不好或因交互抗性

    害蟲抗性并不僅僅是單一的。高希武以螺蟲乙酯和氟啶蟲胺腈兩個成分為例，來說明化合物在使用中產生的交互抗性對藥效的影響。

    螺蟲乙酯特點是高效內吸且雙向傳導，通過抑制害蟲體內脂肪合成過程中的乙酰輔酶A羧化酶的活性，從而抑制脂肪的合成，阻斷害蟲正常的能量代謝。它最早在2008年獲得美國獲得正式登記；原藥2011年中國大陸獲得登記。

    在實際使用中，螺蟲乙酯防治棉蚜的效果卻達不到預期效果。高希武研究團隊發現，上世紀80年代人們開始用菊酯類藥劑防治棉蚜，到現在已經產生了極高的抗性，不巧的是，螺蟲乙酯恰好對菊酯類藥劑有交互抗性，如對順式氯氰菊酯的抗性為238倍；對聯苯菊酯的抗性為37倍。這個交互抗性導致了棉蚜對螺蟲乙酯“不大感冒”。

    2013年在棉花上登記的氟啶蟲胺腈，在2014年部分地區防治棉蚜達不到預期的效果也是相同道理。這些地區之前用吡蟲啉防治棉蚜，而氟啶蟲胺腈對吡蟲啉有交互抗性，致使實際防治效果大打折扣。

    “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高希武提醒，我國棉田棉蚜具有混合抗藥性機制，交互抗性譜復雜，所謂的不同分子靶標藥劑抗性治理不一定適合。

    抗性監測須有科學共識

    高希武表示，我國害蟲抗藥性總體趨勢是由北往南、由西往東，不過到了東邊，再往東，抗藥性不再增強。但我國的抗性監測存在一些不合理地方，往往使得抗性監測不夠準確，也影響了人們對抗性的治理。

    一是不同害蟲之間、不同農藥之間的抗性倍數不好比較，究竟敏感基線怎樣設置才準確？二是現行的抗性等級分為高抗、中抗、低抗，但這并不適合所有的害蟲。比如蝗蟲要是產生10倍的抗性就很難防治了，但按抗性等級劃分的話，只能算低抗性。而蚜蟲的抗性即使500倍乃至上千倍，屬于高抗性了，可施藥效果不會明顯下降。

    高希武指出，倘若不合適的抗性數據對比放在報道上，報道也會不準確，也會影響到害蟲的抗性監測。因此，如何對害蟲抗性做出合理準確的監測需要有科學共識。“抗性監測應當是公益的，建議由政府埋單，讓研究部門來做。我們一直在想辦法把全國的殺蟲劑抗性數據統一起來，再把這些數據反饋給農民，幫助農民應用到實際生產當中。”

    “忽略了有效治理時機，忽略了劑量控制的基本原理，藥劑輪用與混用不合理，這些都不利于害蟲抗藥性治理。”高希武表示，用作用機制不同的藥劑交替使用（輪用），以及作用機制不同的藥劑混合使用，這兩種都是不合理的用法。正確用法是用增效劑抑制害蟲的解毒機制，或使用負交互抗性的藥劑。

    他從化學防治角度提出了害蟲抗藥性治理的建議：在同一作物生態系統中，增加化學防治藥劑品種的多樣性；掌握合適的施藥時期，在適期施藥；通過輪換用藥、混合用藥等技術充分發揮多分子靶標原理治理抗藥性；加強抗藥性的監測，實時停用或淘汰不能或難于恢復靶標敏感度的農藥品種，對環境友好藥劑實施抗性治理措施；使用替代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