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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農業發展面臨農產品價格“天花板”封頂、生產成本“地板”抬升、資源環境“硬約束”加劇等新挑戰，究其原因除了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影響外，農業自身發展也存在生產力布局與資源稟賦不匹配、種養業發展相互脫節、勞動生產率較低等問題，集中表現在資源利用粗放、生態環境問題突出、農業生產效益不高等方面。農業作為我國的基礎產業，已經到了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關口。近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黨中央、國務院著眼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作出的重大部署，是農業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指導性文件。《意見》把調整農業結構、促進種養業協調發展作為“轉方式”的重要任務，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具體措施，為調整農業結構不合理的現狀提供了明確的技術路線，為促進數量、質量、效益并重的現代農業發展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抓手。

　　一、農業結構調整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

　　我國地域遼闊，農業自然資源類型多樣，根據各區域的資源特點和市場條件，合理配置自然資源和生產要素，因地制宜確定發展方向，引導產業分工協作，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是農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農業結構調整受市場和資源的直接影響，并與農業經營體系、生產體系和產業體系密切相連，系統錯綜復雜，時空差異性大。因此，推進農業結構調整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和漸進過程。

　　農業結構調整需適應農業發展不同階段的客觀要求。在不同的時期特別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幾乎都有不同的結構調整任務。2000年，中央就明確提出要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戰略部署。2015年1號文件，提出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開展糧改飼和種養結合模式試點，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剛剛頒布的《意見》，再次明確提出農業結構調整目標和措施。可以說，在今年夏糧生產實現“十二連增”的背后，是我國農業緊緊圍繞“穩糧增收調結構、提質增效轉方式”的工作主線。下一步，按照《意見》所指出的農業結構調整的任務重點開展以下工作。一是把種植業和養殖業有機銜接起來，二是把耕地利用和耕地保護結合起來，三是把畜牧業供給與消費需求對接起來。

　　二、以生態保護為導向構建種養結合循環農業

　　種養業結構配置是農業產業結構的基本框架，優化種養業結構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主體任務。目前我國農業以農牧業為主體的多業配置比例不合理，農、林、牧、漁的產值比例約為13:1:8:2，美國農牧結構大致保持平衡，種植業和畜牧業比例是1:1。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種養業失衡，資源利用沒有形成鏈條，隨著農產品產出數量的不斷增加，農業廢棄物隨之劇增。南方規模化養殖場的畜禽糞污無法就地消納，造成面源污染;東北地區玉米收獲后，秸稈不能充分資源化利用，焚燒成災。可以說，孤立的產業發展越快，對生態環境的潛在威脅越大，一旦一個產業的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其區域環境就受到破壞。因此，要從源頭上解決發展生產、保護生態之間的平衡問題，以生態建設為導向發展農業生產，需應用中醫的“治標先治本”的思維方式，推廣種養業循環農業模式，構建循環農業體系，讓廢棄物變成資源，讓資源變得有效益，緩解資源、生態和環境壓力，提高農業收益。

　　我國不同地區也有典型的種養循環農業模式，如“豬沼果”、“稻魚(禽)共生”等都充分利用了農業自然資源和生物資源，提高了資源利用率，控制了廢物排放，提高了生產效益。因此，立足于各地資源環境特點、產業基礎和種養習慣，以資源利用節約化、生產過程清潔化、廢棄物利用資源化為主線，充分利用農業生物的特性，尊重自然生態規律，對種植作物和養殖畜種進行科學布局，構建產業間循環鏈條和不同層次的生態循環農業體系。

　　農業微生物是建立種養業循環必要的中間環節，也是消解農業廢棄物重要途徑。在結構調整中，應充分發揮農業微生物分解農業廢棄物和環境有機物的獨特功能，研發和應用一批性能優良、使用范圍廣和高效穩定的環保用酶、飼用酶以及能源用酶制劑，促進微生物在飼料、農藥、肥料、能源和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應用。加快發展有機肥科學堆制和安全施用，充分發揮其消納秸稈、枯枝落葉、廢棄蔬果、畜禽糞便、棉籽等農業廢棄物方面的作用，實現資源化利用。

　　《意見》具體提出了該項任務的目標，到2020年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和糧食主產縣基本實現區域內農業資源循環利用，到2030年全國基本實現農業廢棄物趨零排放。而推進種養結合生態循環農業正是實現該目標的重要途徑。

　　三、以可持續利用耕地資源為目標調整種植制度

　　輪作換茬是維持地力常新的基本手段，也是我國幾千年傳統農業種植方式的精華，合理的輪作制度、休耕以及間、混、套作多熟種植制度，既可以實現用地養地相結合、保障耕地資源的持續利用，也可以實現“藏糧于土”，保障生態環境的協調穩定。

　　但是，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經濟效益的驅動，區域單一化的種植結構越來越普遍，連作面積不斷擴大。例如近年來東北地區連年大面積種植玉米，原來的優勢作物大豆種植面積不斷縮減，打破了原有的玉米-大豆輪作的平衡。2013年，東北3省玉米種植面積已經超過1.6億畝，是大豆的3.6倍，玉米產量達到7500萬噸，是大豆的15倍之多。在我們從黑土地上大量的運出玉米的同時，忽視了大豆固氮對土壤培肥和耕地保護，造成土壤有機質下降等黑土退化問題，由此要付出巨大的恢復成本和生態代價。與此同時，單一種植帶來的產品單一，不僅增加了單一品種的庫存壓力，也增加了市場風險。

　　地力恢復的種植制度要從全局和長遠出發，保障耕地資源的數量、質量和生態安全。《意見》指出，重點在東北地區推廣玉米/大豆(花生)輪作，在黃淮海地區推廣玉米/花生(大豆)間作套作，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推廣雙季稻—綠肥或水稻—油菜種植，在西南地區推廣玉米/大豆間作套作，在西北地區推廣玉米/馬鈴薯(大豆)輪作。

　　四、以滿足消費需求變化為引導優化糧飼結構

　　近年來，畜牧業快速發展，其中草食畜牧業增長最為顯著。1990-2013年，豬肉產量年均增長4.0%，牛、羊肉產量年均增長8.0%和6.2%，而且牛羊肉占肉類的產量比重從8.1%提高到了12.7%。目前，我國玉米和豆粕進口量劇增，飼料糧供需缺口擴大，飼料糧供給不足對國家糧食安全的威脅加重。如不適時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加快發展草食畜牧業，必將出現畜禽與人爭糧的局面。

　　發展草食畜牧業的基礎在飼草，以“糧、經、草、畜”協調發展為主線，調整種植業生產內部和畜牧業內部的品種結構和布局變化，形成“糧草兼顧”型農業結構。以優質牧草替代部分飼料糧，既有助于保障人的口糧需求，又促進草業發展，提升奶牛、肉牛肉羊的生產能力，增加草食畜產品供給量和保障草食畜產品質量安全。再者，低產田和坡耕地種草、草田輪作等農地利用方式能夠充分利用光、熱、水、土等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也能培肥地力，促進耕地可持續利用。

　　發展草食畜牧業的重點區域在傳統牧區和農牧交錯區，這一區域擁有豐富的牧草、飼用作物和秸稈資源，通過“以草(秸稈)換肉”有效緩解飼料糧生產壓力，還可以使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和布局更加協調，使我國農產品供求結構更加合理，從而推動我國農業結構優化和現代農業發展。